1533年，困在伦敦任上的法国外交官让·德·丹特维尔（Jean de Dinteville）心情很坏。他曾在信中流露忧郁，随后却惊喜地告诉兄长：好友乔治·德·塞尔夫（Georges de Selve）秘密来访，给了他“莫大的快乐”。几周后，另一封信说，朋友已经离去。
据英国国家美术馆梳理，这场短暂的相聚，很可能正是眼前这幅双人肖像诞生的窗口。
先别急着看他们脚边那道古怪的灰白色长影。站回画面正中，看看两个人怎样迎接我们。左边的丹特维尔披着厚重的黑白毛皮，粉红缎袖从衣襟中亮出来，胸前垂着金链；右边身为天主教主教的德·塞尔夫，穿得克制而深沉。一个代表世俗外交，一个来自教会世界，两人隔着摆满器物的架子，各自镇定地占据一边。
画家小汉斯·霍尔拜因（Hans Holbein the Younger）很擅长这种冷静。他是德裔画家，凭精确的肖像语言成为亨利八世宫廷的重要画家。人物的皮毛、丝缎、胡须与手指被画得几乎可以触摸，却很少泄露戏剧性的情绪。真正喧闹的，是两位朋友之间那张桌子。
上层摆着天球仪、牧羊人日晷、象限仪、环形仪和多面体日晷：这些测量时间、方位与宇宙的工具，把人的知识铺陈成一座小型舞台。下层有地球仪、书本和鲁特琴。琴的一根弦断了，旁边又放着马丁·路德（Martin Luther）的赞美诗集。在宗教改革令欧洲基督教世界剧烈分裂的年代，这组细节常被理解为“不和”的暗示；也有人从诗集中并置的律法与恩典，看见重新协调的可能。画中静物究竟构成怎样的完整寓意，至今仍有很多争论。
这正是《大使们》（The Ambassadors）迷人的地方：它没有把答案写在任何一件器物上。知识可以测量天空，却未必能弥合信仰的裂缝；外交官与主教可以并肩而立，身后的时代却并不稳定。甚至脚下仿照威斯敏斯特教堂科斯马蒂式地坪的图案，也被传记作者埃里克·艾夫斯（Eric Ives）解释为可能暗指安妮·博林（Anne Boleyn）即将举行的加冕礼。弗兰妮·莫伊尔（Franny Moyle）更进一步推测，这幅画或许就是安妮·博林委托、赠给丹特维尔的礼物。不过，这些都只是学者提出的解释，并非已被坐实的委托记录。
现在，把目光降到画面前景。两人脚边横着的东西像一条失控的笔触，又像某种不属于这个房间的物体。若从画作侧面斜看，它会骤然收拢为一具骷髅——霍尔拜因运用了“变形透视”（anamorphosis），先将图像按特定角度拉长，让正面的观看失效，迫使观者移动身体。多数研究者认为骷髅应从侧面观看，也有观点主张借助玻璃管从正面辨认，原初的观看方式并无定论。
一个很诱人的说法是，这幅画曾挂在丹特维尔的波利西城堡楼梯旁，来客经过时，骷髅会突然显形。但英国国家美术馆最新目录提醒我们：16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城堡通常使用螺旋楼梯，已知建筑痕迹也不能证明那里存在适合这一效果的笔直大楼梯。这个场景很精彩，却仍只是陈设假说。
骷髅的作用并不因此减弱。它属于欧洲艺术中“记住你终将死亡”（memento mori）的传统：两个人拥有锦衣、官职、友谊，以及丈量天地的知识，死亡却以一种既显眼又难以辨认的方式横在最前面。更隐蔽的回应藏在左上角——绿色帘幕后，露出一小部分耶稣受难像。死亡没有被画家藏进夹层，它一直在场；被改变的只是我们的观看位置。
人物的身份也曾经历另一种“失焦”。作品进入英国后，两位主角的名字一度完全遗失。19世纪研究者先后猜他们是诗人托马斯·怀亚特、王室酒窖官员休·阿斯丘爵士，甚至是一对德国贵族兄弟。直到历史学者玛丽·赫维（Mary Hervey）找到点名二人的17世纪文件，又查到德·塞尔夫确于1533年来过英国，才让那几封关于忧郁、惊喜与离别的信重新接上画中人的面孔。赫维还在巴黎买下一片记载此事的旧羊皮纸，后来将它赠给英国国家美术馆。1890年购入此画后，那里一直是它的收藏地。
画本身也携带着时间留下的真假难题。据英国国家美术馆介绍，1993至1996年的修复发现，画面左侧的损伤远重于右侧，骷髅鼻骨已有颜料脱落；丹特维尔帽上的圣米迦勒徽章区域，原作颜料甚至全部遗失。今天我们看到的徽章来自早期修复者，馆方最终选择将它保留，连地球仪把手上的另一处旧补绘也没有抹去。一幅以视觉欺骗闻名的画，竟也坦然带着后人补出的细节活到今天。
再回到两位朋友之间吧。这块约两米见方的橡木板上，霍尔拜因把一次短暂重逢画得无比坚固：皮毛不会飘动，仪器安放整齐，两个人仿佛永远不会离开。可只要你向旁边走几步，脚边那道灰影便恢复成骷髅。画中的知识、地位和友情没有消失，只是突然有了期限——也许这才是它最难忘的机关：必须离开最舒适的正面位置，我们才看见完整的死亡。